活動紀實
2025/05/01
誰才不願意理性溝通?

<誰才不願意理性溝通?>

徐世榮 兼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這些年來,我不斷嘗試向我的學生說明:「權力」絕不只是表面上那麼簡單。它不只是一場比誰聲音大的辯論,不只是誰手握投票權或可以上新聞的問題。權力有層次、有結構、更有潛藏在我們語言和思想裡的深層控制機制。在我的課堂上,我常從三個層面來分析這個複雜又關鍵的概念——決策權、議程設定、以及意識形態的操控。

第一個面向:決策中的可見權力

最早的權力觀點,來自 Robert Dahl 和他的學生。他們所提出的「多元主義」權力觀主張,權力表現在誰能參與決策,誰能在公開競爭中勝出。這個觀點假設,社會中的每一位公民都有表達與參與的機會,可以透過投票、集會、陳情等方式表達意見。

這樣的理論聽起來很理想,也曾經讓我抱有一絲期待。但在我的教學與實務觀察中,我卻不斷發現它的侷限。它所建構的公平競爭舞台,其實是排除了大量社會弱勢者的。當我與基層居民互動、陪伴他們試圖進入決策體制時,我發現,不是他們不想參與,而是整個制度沒有給他們通道。甚至,他們被認為「沒有能力」、「不理性」、「不懂法令」,而被輕蔑對待。

這讓我開始質疑,如果理性溝通的前提是權力對等,那我們怎麼能要求權力極其不對等的雙方「坐下來談」?這樣的理性根本是一種假象,一種由掌權者設定的語言遊戲。

我曾經在課堂上說:「當我們指責某些人沒有參與時,我們得先問問看,他們有沒有被允許參與?」這句話雖然簡單,但卻撼動了許多學生對民主制度的天真信念。

而且我想強調的是,決策權雖然在表面上可觀察、可計量,卻無法涵蓋權力的所有面貌。就算有機會表達意見,但當資源分配極度不均,當對話的條件本身就不公平,我們能說那是民主嗎?這也讓我更堅定要引導學生往更深層的權力理解走去。

第二個面向:被排除的議程與制度設計

權力的第二個面向,來自 Bachrach 和 Baratz 的理論,他們提醒我,不要只看表面上的誰在爭辯,而要去觀察誰有機會進入議程、誰被排除於制度之外。

制度與議程設定是非常細膩又強大的權力手段。表面上,它們是程序的一部分,但實際上,它們早已替權力分配劃好了邊界。權力者藉由制度安排,把自己認為不合時宜的聲音擋在門外,然後再對外說:「我們已經公開徵詢意見了。」這種形式主義,常常是壓迫的遮羞布。

社子島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在2024年3月11日,我親身參與了台北市政府在士林區公所舉辦的社子島區段徵收公聽會。我見證到這場會議的預設前提:所謂的「溝通」只能在「接受區段徵收」的框架下進行。政府所提供的資料與簡報全數建構於區段徵收的正當性上,完全排除了其他替代方案。這不是民主參與,這是操控議程。

當自救會試圖在會議中提出反對聲音,卻被主持人中止發言,被媒體描繪為「鬧場」與「非理性」。這種將不符議程的行動視為破壞秩序的做法,本身就是權力的運作。在學生面前,我無法忍住情緒地說:「這不是不理性,是在沒有被聽見的情況下,唯一能讓人看見的方法。」

這讓我不禁思考,到底多少制度設計是為了讓人「參與」,又有多少制度,其實是用來讓人「閉嘴」?這是我經常與學生討論的問題。權力不只是讓誰說話,更關鍵的是,讓誰不能說、不能被聽見。

第三個面向:當我們開始用對方的語言說話

Stephen Lukes 的第三面向理論,讓我感到震撼甚至悲傷。他指出,真正深層的權力不是壓制你說話,而是讓你說出對方想要你說的話,甚至讓你真心相信那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開始反思自己過去所接受的教育與媒體灌輸:從小升旗唱「反攻大陸」、接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族敘事,這些不都是意識形態的結果嗎?那些歌詞、口號、講稿,在當年我們朗朗上口,但現在回頭看,卻發現它們的背後是對思想的壟斷與操控。

我看到同樣的邏輯被複製到今日的土地政策裡。政府說:「我們是依法行政」、「我們是在為居民謀福利」,但事實上卻是利用法律與發展話語將人民從土地上趕走。他們用「落後」、「髒亂」、「危險」來形容社子島,卻故意不提那是因為政府50年來的禁建政策所導致的現狀。然後再用「我們要幫助你們脫離貧困」的語氣,進行徵收。這種語言是如此熟練地將壓迫合理化。

我對學生說,當權力者佔據了語言與媒體,他們不再需要高壓統治。他們讓人民主動服從,甚至主動攻擊那些質疑現狀的人。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強大。

而且,我也發現,這些語言常常以「理性」、「客觀」、「現代化」的外衣出現,使人更難反駁。當有人質疑區段徵收是違憲的、違法的,他們便說:「這是程序正義的體現」,或「發展不能等待」。這樣的說法,其實就是將價值選擇包裝成技術性問題,進一步壓縮了人民的反抗空間。

權力的總和:Genta 的累積效應

社會學者 Genta 為這三個面向提供了一個整合性的框架,他主張,這些面向是層層堆疊、互相強化的。權力的運作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階段性的累積。

在第一層,權力弱者因資源不足而敗北,接著在第二層,被排除於議程與制度之外。久而久之,他們的認知與價值觀也被第三層的意識形態所主導,進而內化現狀、放棄挑戰。我稱這個過程為「從沉默到順從」的鏈條,而Genta則稱為「累積效應」。

我經常對學生說,弱勢者不是一開始就不發聲,而是經歷了無數次被否定、排斥、羞辱之後,他們才選擇沉默。而這個沉默正中權力者下懷。

當然,這樣的累積效應也不是不可逆的。但它需要極大的社會能量、集體覺醒與長期的陪伴與支持。我自己從事基層運動多年,知道重建自我認同與政治能動性,是何等艱辛。這些經驗反而強化了我作為教師的角色:我要提供學生一種看見與理解壓迫的能力,也要讓他們知道,改變雖難,但絕非不可能。

回到第一面向的理性溝通,是困難但必要的努力

我常被問:「老師,那要怎麼做才有可能回到第一面向?」

我的回答是:要能真正理性溝通,前提是要先解構第二與第三面向的排除機制。這是一條艱辛的路,卻是唯一能走的路。

首先,必須有能力辨識那些看似中立的制度設計,其實是有偏向的。例如公聽會的主持方式、政府資訊的不對稱、語言的引導,這些都要能被識破。

其次,要敢於質疑那些已經內化在我們腦中的觀念:發展就是進步、依法行政就是正義、抗爭就是無理取鬧……這些話語的力量不在於它們的內容,而在於它們的重複性與制度支持。

第三,我們需要結盟與連帶。我經常對學生說:「單打獨鬥是不夠的,只有組織與團結,才有對抗龐大結構的可能。」無論是地方居民的自救會、學生的社團運動、或跨區域的倡議聯盟,都是打破三面向權力壟斷的重要起點。

最後,則是要重建一個能夠真正聽見彼此的公共空間。我相信,只有當被壓抑的聲音能夠進入討論場域,我們才有機會真正達到理性溝通。

結語:我作為老師的責任與選擇

我不斷問自己:作為一個老師,我能做什麼?我的選擇是,站在弱勢者身邊,陪他們一起理解、對話、反抗。我相信,知識不只是用來升學與就業,更是拿來揭露壓迫、重建公平的工具。

我希望我的學生,不只是會分析權力,也能意識到自己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份子,或者成為改變這個結構的人。我希望他們知道,抗爭並不是因為不理性,而是因為理性已經被排除在外。

理解權力三個面向,不只是為了認識社會,更是為了重建一個真正包容的公共空間。這是我教學的核心,也是我作為一個社會參與者的信念。

 

延伸思考:權力與教育現場的交會

作為教師,我也常反省教育制度本身與權力結構的糾纏。我曾問我的學生:「如果你在學校裡只能被動接受課綱安排的歷史知識,那你怎麼知道那是真相?」我們從未選擇教科書內容,也無法參與評鑑標準的制定,更別說去質疑那些潛藏其中的價值偏向。

當學生開始理解到,連教育都是一種權力的再製,他們的眼神是震撼的,也是開始覺醒的。我看過太多來自不同階級背景的孩子,在體制中逐步懷疑自己是否足夠「聰明」、是否「值得被聽見」,但這些問題的根源,從來不是他們的能力,而是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與語言、文化標準的單一。

我們在社會的每個角落都能發現權力的影子。它不只出現在政策或政治的場合,還滲透在生活日常,從誰能說「標準語」,到誰被定義為「有價值」的公民。這些細節,若不被揭示,就會像無聲的枷鎖,把弱勢群體困在看不見的監牢裡。

 

我想起某次學生問我:「老師,如果我們這麼努力學習,結果還是被制度排除,那努力有什麼意義?」這樣的問題令人痛心。但我回答他:「正因如此,我們才更要知道自己正在對抗什麼,否則,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幫兇。」

 

權力分析的實踐意義

理解權力,不只是理論上的練習,而是我們生存與行動的基礎。當我們能看懂權力如何分配、如何運作,我們才知道該如何抵抗、如何提出不同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讓學生去參與實地觀察、走入社區、聆聽抗爭現場的聲音。

以社子島為例,當學生親眼看到政府如何在語言上「美化剝奪」、如何在制度上「製造服從」,他們對於「發展」這個詞,開始有了不同的詮釋。當一個學生在回來後跟我說:「我以前以為反對開發的人就是反進步,現在我才知道,他們在捍衛自己的家園。」那一刻,我知道,教育產生了真正的力量。

如果我們只停留在教室裡談權力,那這堂課終究只是知識。唯有當學生帶著這些理解走進真實世界,願意站在他人位置思考、選擇發聲與行動,那才是教育真正的解放作用。

 

理論與現實的橋樑

在每次談論權力三面向的課堂中,我都提醒自己與學生:不要急著分對錯,也不要急著批判別人的無知。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結構,還有那一層層累積的歷史、制度、文化壓力。

從 Robert Dahl 的多元主義,到 Bachrach 和 Baratz 的偏見動員,再到 Lukes 對意識形態的深層剖析,以及 Genta 所補充的累積性框架,這些理論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建構出一個更全面理解權力的立體圖像。

這也是我試圖給學生的養分:理解現實的複雜性,同時不放棄對公義與可能的想像。社子島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更多的案例還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上演。而我作為一個老師,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盞燈舉高一點,照亮那些曾經看不清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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